从历史中国的农耕社区看，子孝除了是对父慈的制度化回报外，对于统一的家庭和家族的集体行动也很重要：就是要服从父/母长辈的教育、指示、训练，听从他们对家中各类大事的具体安排。

法理学把自己降低到法律教义学的层次，玷污了我们内心神圣而向往的法理学。浙江大学2004年版的《法理学导论》是后者的典型，既不要原理，也不要学说，甚至不要体系，全书分列十八个概念，法律概念、法律要素、法律分类、法律体系等，一个概念一章。

这个公约数就形成一个法学的流派。再次，社科法学学者没有细致地研究教义学的思想史，更没有洞察到当代哲学的最新变化。1984年版38万字的教材扩充到了 2003年版的64万字，结构依然是疏散的，质料依然是沙质的。早些年，已有法理学者们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写过法教义学的论文。不是说法学教授不能做官，也不是说做官的学者没有学术素养，更不能够否定高校校长和院长尽力为中国法学勤勤恳恳、禅精竭虑。

虽然从学术的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实际是政治经济学，而科斯（Ronald H. Coase )和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法律与经济中的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官方说走中国特色，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与本土资源。(44)李猛：《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⑩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211. (11)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48)面向社会事实本身，是以现实所展示出来的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而非以语言和逻辑构建的学术为中心比附社会。德国公法学家施密特对议会制不抱任何幻想，他刻薄地说，议会制度造成了使人们的希望彻底破灭的状况，公众事务变成了党派及其追随者分赃和妥协的对象，政治完全不是精英的事业，倒成了一个可疑的阶层从事的可耻勾当。而对于认清这种人民的内在联合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表面上是什么和本质上不是什么，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作出了不少贡献。

分工不仅仅使得社会成为可能，更使社会的存在获得了政治伦理，同时还使得这种存在格局变得更加复杂、抽象和细致入微。至于有学者担心的以实然推导应然(49)，这就需要判断如何推导。

另可参见董果良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2页。与之相比，那些被称作首席政治家的权力代表，如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反而成了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团，除了形式主义的职位的设定，他们与经营无关。(52)民主体制与君主体制、贵族体制一样，它不过是某种政体形式，或一种外观、一种程序与技术，它与政治可靠性没有必然关系。为完成这一任务，舍逻辑之外别无他法。

或许古代世界人民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与政治毫无瓜葛，但现代民主体制下，人民事务无小事，人民的衣食住行，就是最大的国家政治。但是卢梭却告诉我们，由于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事物因而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盲目的群众，怎样来担负这一如此艰巨的一系列立法工作呢？人民总是希望自己幸福，但他们总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据此，全文针对法教义学所作的政治法检讨，主要是为了提出三条结论： 第一，现行体制不能作为法教义学无需反思的教义来源。而权力运行过程或程序中，政治所考虑的应当是权力(实力)，而绝非正义。

(28) 可见，民主的守护者不仅仅需要守护着民主的过程或程序，更需要守护民主的决策甚至决断，或者用卢梭的话来说，使其永远真正体现着人民主权者的意志。因此，政治基本诫命是，无论是何种学者，大凡学术都当把政治秩序合法性看得比政治秩序连续性更重些、更深远些。

法学之所以无法满足变迁中复杂社会的要求，乃是因为它在法律这种人类自己创造的尺度内工作。(54)See Joseph Cropsey,"Introduction to Hobbes's Dialogu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1,p.14. (55)同前注(16)，第306页。

法学外的这些学者常年垄断着对自然法的解释权，自然法学同时也成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或政治学家在学科围墙之外干预法学知识领地的通道，直到19世纪实证主义兴起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法律家的法哲学取代了自然法学。如果不是为了学科自身独立，而仅仅为了言辞或逻辑的完美，那更加显得有些不近人情。然而，法教义学从现行体制下的制定法出发，以维护、辩护甚至信仰制定法逻辑的立场和方法论，试图复兴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权威。(52)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New York,Penguin,1963,pp.240-278. (53)周尚君：《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与制度前景》，《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社会系统是一个类同于生物系统的有机系统，其中人的行动就如同生物系统中的细胞。⑨法教义学因而认为如下教义是首先应当恪守的，当然不尽如此。

因为，对实证法条款的考察(对被分析材料的全面认知和掌握)，这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活动。可以说，法教义学者并不关注法律教义的质料因(法律的产生及其始终存在着的东西)或目的因(法律的终极善)，而是从形式因(法律的原型和表达本质的那些东西)角度思考政治法问题。

斯宾塞提出的表明人类社会真正性质的超有机体概念，试图使社会理论超越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而迈入一种科学发现人民联合内在秩序的学术。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兴起和推动法教义学的发展，对于法学研究者保存自身应有的学术独立地位，以学术独立攫取政治话语权，可能会产生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因此，为了能发现适合一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个能通达人类的种种情感而自己又不受任何一种感情影响的最高的智慧。(33)可见，并非人们说的那样，卢梭的立法者是柏拉图式的哲人王。

因为单纯的程序技术不能担当起维系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所需要的观念价值资源，同样也就无法为内在秩序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提供合法性论证。因而，议会制从来也不敢保证议会通过的所有决议都体现着人民的善的目标——善的目标并不是虚无的伦理学概念，也不是哲学或伦理学上的绝对精神，从法学角度讲，它不过是在以人民长远政治利益考虑时，各项立法是否有利于人民共和的永续，而非激发内战、朽坏国家。(三)政治法：确定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 服从法律的人民，应当是法律的制定者。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

(50)意识形态的人民被外在地建构进人民—非人民的敌我关系中。从政治哲学角度观察，这不仅可能误解和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实质，同样会误解当前中国一些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事实。

需要注意，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人民，不再是意识形态概念或政治概念，(50)而是一个经验性概念。张文认为，因为法律是一般性的规则，需要法律人将个案与规则联系起来，即在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和具体的案件之间需要进一步的裁判规则。

就如同私有企业的经济运作一样，聚集一堂的股东们尽管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者的代表，但是却对生意经营不置一词，其影响也显得微乎其微。(16)繁荣而稳定的美国民主确实令人艳羡不已。

他绝不会忘记提醒我们，权力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是法学家精神得以塑造社会的秘密。(18)因此，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托克维尔的遣词造句中多次揭示出民主体制的属性。(35)[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5页。因此，在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日益炽热的同时，政府的政治权力开始走向了一种技术化、专门化的经营。

民主体制就是将这种支配权交给议会，或者说托付给利益的博弈。(40)但是，以生物学隐喻表述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多少有动物化的倾向，即比较低级的现象去阐明比较高级的现象(41)。

参见舒国滢：《从方法论看抽象法学理论的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在民主体制下，统治者已经不能直接向人民说话(发号施令)，他们必须深切理解人民如何说话(社会事实)，这也就是民主的本质。

因此，以法治为目标的法学，就必然是教义性的。相反，在民主的法治国家里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总是更多地体现了普遍的社会要求，法律是自由、公正、理性等人类最高价值的文字表达，大体上符合人类尊严和人道主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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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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